─德國戲劇鉅擘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
「黑暗時代群像」By: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你希望，是的你的著作會為你辯護，
拯救你脫離地獄：
然而，
既無悲容，
也總不見責備
（他無需明白熱愛藝術如你所在乎的），
上帝或將使你於審判日
流下羞愧的淚水，
但是，你的生命若曾美好，
因而寫下詩篇，屆時
就可以默念於心。
Ⅰ
一九四一年，貝托爾特．布萊希特輾轉避難來到這個國家，去到好萊塢，「在收買謊言的市場上」，「混在販子群中」，無論走到哪裡，聽到的都是「報上名來」。早在二○年代初期，他在德語國家就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要他再嘗默默無名和貧窮的滋味，他當然是大不情願。一九四七年，他被叫到非美藉人士活動委員會（Committee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口袋裡揣著前往蘇黎士的票，因為態度「合作」而頗受禮遇，就這樣，乃告別了這個國家。隨後，他打算在西德定居，佔領軍當局卻不批准，結果證明，此舉既是德國的損失，也是布萊希特的不幸。一九四九年，他勉強在東柏林住下來，並得到一個劇院導演的位子，生平第一次，大有機會坐在前排觀看共黨統治的雜耍了。
布萊希特死後，名聲傳遍整個歐洲，甚至及於俄羅斯，當然還有英語系國家。在作品的翻譯方面，除了奧登與切斯特．柯爾曼（Chester Kallman）把他的《小資產階級七大罪狀》（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the Petty Bourgeois）及一些小品譯成英文外（他們大費周章譯出來的《馬哈戈尼城興衰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Mahagonny〕卻從未付梓），就只有查理．拉夫頓（Charles Laughton）與他自己合譯的《伽利略》（Galileo）了，說起來，這位偉大戲劇家和詩人的作品，包括他的劇作和詩作，英文譯作之少還真令人汗顏；至於在戲劇演出方面，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伽利略》於四○年代後期在紐約連演六場，以及《高加索灰欄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一九六六年在林肯中心的演出外，就再也沒有別的劇作出現過英語製作。他的第一本詩集，一九二七年的《豪斯波斯提爾》（Die Hauspostille），由艾立克．班特里（Eric Bentley）譯成英文，譯筆雖有不足，但可接受，何況還附了雨果．施密特（Hugo Schmidt）極佳的註釋，由葛羅夫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收在《虔敬守則》（Manual of Piety）中（我後面將會用到此一英譯版本）。儘管如此，名聲這東西是會不脛而走的，之所以會有人於德文一竅不通，卻會因英文而熱中於布萊希特，豈不正是因為它真的夠那個份量。此外，布萊希特當時不得不去東柏林的處境，名聲的確也替他解了不少圍，回想過去那些二流批評家和三流作家對他的無情攻擊，任何人都不免要為此額手稱慶了。
還有就是布萊希特的政治生平，一般說來，詩與政治之間的不確定歷史，絕不可等閒視之，如今，他的名聲已經確立，也該是把某些問題拿出來一解誤會的時候了。可以確定的是，布萊希特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幻想與死忠，大可不必嚴肅對待。有一首詩，是他戰時寫於美國但到最近才發表的，在詩中，他自己就把真正的重點都說出來了，對象則是希特勒統治下他自己的詩人同胞，他說：「小心了，你等歌頌希特勒者。我……知道，他將不久人世，名聲更將先他自己而去。縱使他征服地球，使之不適人居，歌頌他的詩也必不長久。是的，垂死大陸的哀號很快就會淹沒摧殘者的頌詞。是的，頌揚暴君的人同樣擁有美好的聲音。然而，唯有垂死的天鵝之歌最美，因為，他的歌中沒有恐懼。」布萊希特是對的，但也錯了。希特勒的頌詩的確在他死後灰飛煙滅，但那也是因為歌者並無「美好的聲音」（戰爭期間的德國詩作，唯一流傳下來的就是布萊希特的《一九三九年兒童十字軍》〔Children's Crusade 1939〕，一首以民歌悲調寫成的通俗敘事詩，敘述五十五個戰爭孤兒帶著一條狗，在波蘭尋找「和平樂土」，卻找不到路）。倒是布萊希特，在寫給詩人同胞的字裡行間，雖然頗有天籟之音，卻都沒有發表，未免令人不解──莫非他心裡有數，換個名字簡單，詩卻是會回過頭來反噬的：他在東柏林時寫的那些歌頌史達林與史達林罪行的詩，在他的全集中全都被好心地刪除，不知道他做何感想？難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哦，他當然知道：「昨夜在夢中，見許多手指著我，彷彿我是一個無賴，只見他們個個憔悴枯槁。『你們全都不明白！』我大叫著，心中滿是罪惡。」
談詩人，可是件苦差事；詩人，宜引不宜談。在文學的專業人士當中，我們發現，今天已經有「布萊希特學者」，知道如何克服其苦，但我可不是他們。詩人的聲音，不只關係到批評家與學者，也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又不只關係到我們的私人生活，也關係到我們之身為一個公民。
身為公民，為了公正起見，我們大可不必從政治的角度去談專業的詩人，但是，一個作家的政治態度與使命如果在他的生活與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麼，對非文學界的人來說，談他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而布萊希特正好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
首先要指出的是，詩人多半不會是個可靠的好公民；哲學家其表、大詩人其實的柏拉圖，雖然不是第一個，但對於詩人深懷憂懼則是不爭的事實。詩人常找麻煩，愛唱反調；在我們這個國家，他們唱的反調跟公民之間的關聯，比起過去，顯然要深得多。單拿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來說好了。美國政府之所以決定不起訴他戰時的叛國罪，在於他說自己患了精神疾病，而詩人協會也接受了這個理由，結果還頒一個獎給他，表彰他寫出了一九四八年最佳的詩作，政府因此只得作罷。對於龐德，詩人不在乎他跟政府唱反調，不在乎他有精神疾病，他們給他榮譽，所針對的是他是詩人而不是公民。公民的事情，他們不管。而他們自己也是詩人，很可以拿歌德的話來做根據；歌德說：Dichter sundgen nicht schwer。意思是說，詩人行為失當，大可不必太過於自責──別把全部罪過都攬在身上。不過話又說回來，歌德講的罪過不一樣，是小錯小罪，正是布萊希特怎麼憋都憋不住，非要講出來才舒坦的那種──這還真是他的一大優點──衝著他的女性讀者，布萊希特是這樣說的：「就我來說，妳們有一個男人，但不能給妳們依靠。」他太明白，女人在男人身上最需要的就是可以依靠，偏偏也就是這一點，正是詩人最做不到的。詩人做不到，是因為他們志在鴻鵠，必須超脫牽絆，不受拖累，因此無法像其他人那樣去承擔那麼多的責任。
事情正是這樣，布萊希特太了解自己這一點了，只差沒有公開說出來而已。
一九三四年，在一次談話中，他把自己常在思考的事情講了出來：「要是有一個法官問我：『這是怎麼回事，你是認真的嗎？』我會當場就承認：完全認真，我 可做不到。有太多美的事物，與戲劇有關的事情，我是想過該要完全認真。但對 這個重要的問題，我卻是說『不』，還加上一句更重要的陳述，亦即，我的心態是正當的。」為了說明自己的意思，他接著說：「假設你讀了一本很棒的政治小說，後來知道，作者居然是列寧，結果，你對書和作者的看法都改變了，把兩者都給貶低了。」但不管怎麼說，錯就是錯。無可否認地，艾茲拉．龐德的錯誤更為嚴重；那絕不只是愚蠢地向墨索里尼的滔滔雄辯投降而已，在他居心可議的廣播中，他之所言更甚於墨索里尼的毒素言論，成了希特勒的幫兇，徒然證明他是大西洋兩岸最糟糕的排猶知識份子而已。沒錯，戰前他就不喜歡猶太人了，以後的態度也沒改變，但不喜歡是他私人的事，與政治沒什麼相干。但是，當數百萬猶太人遭到屠殺時，他這樣公然向全世界唱反調，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然而，龐德卻以精神病為由而可以沒事，比起布萊希特絕不置身事外的清明和理智，顯然是等而下之了。布萊希特所犯的錯比龐德小得太多了，但承受的罪惡感卻沉重，誰叫他只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發神經病的詩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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